现代传媒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在悲观主义者看来，大众媒体的迅速扩张会摧毁传统文化。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新文化会以势不可挡的攻势抢占传统文化的主阵地，然后蚕食传统文化的领地，最终取而代之；经济强国的文化也会成为世界主流文化，淹没其他弱势族群的地域文化，形成世界文化趋同现象，失去个性和特色。克罗地亚文化部长博诺·比斯库皮克(Bono Biskupic)讽刺道:“文化和生物一样，正濒临灭绝。”〔24〕

乐观主义者认为，虽然存在“文化解体”的现象，但文化本身的历史连续性使其能够抵抗大众传播的冲击，并进行自我重建。在建构新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精华会留存下来，在新旧之间总能找到共存的平衡点；同样的现象也会出现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媒介技术构建的世界文化图景和表象，只是一种强势欧洲文化的虚拟放大。虽然它具有强烈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但与之并存的世界性多元文化主义仍在这一框架中生成。当然，这必然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综上所述，悲观主义者看到了现代传统文化的生存困境，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呼吁我们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传统文化，但他们忽视了文化的自生功能，陷入了一边倒的泥潭；乐观主义者发现并重视文化的自发功能，却缺乏必要的措施来促进和维持文化的自发和持续，有“放任”和“被动”之嫌。这两种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理性看待传统文化的发展。首先要承认我们重视“文化消化”的现状。因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方式，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说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已经成为现实，我们无法改变，那么我们应该肯定这一点:某种文化总是适应于某种社会。当然，这不能成为我们对文化发展失去信心的理由。事实上，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行合理的分析，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并抓住机遇促进文化的发展。

我们不能抹杀后工业社会的现实，而应该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做出更积极的回应。首先，要正确认识大众传播的正负功能，既要看到其营造虚拟环境、麻醉人们精神的消极一面，也要看到其整合社会、传播文化的有益一面，从而采取相应措施抑制和减少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引导和发挥其正面功能。比如，进行新闻立法，规范信息传播，对媒体传播的不良信息进行清理和严惩；另一方面，要培养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发挥“守门人”的关键作用，自觉提供更多符合大众需求、能增进人们情操和思想的优秀节目，走群众路线而不是低俗路线。其次，要注意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一个关键环节——受众。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程度是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尺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护传统文化，也应该从提高受众的审美情趣和素质水平入手，努力通过社会、学校等机构对受众进行教育，让受众为自己爱护“信息”，主动回避不良信息，选择、接触、记忆更多符合自己需求的“好信息”。我们应该认识到大众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挥不同的作用。既能成就文化，又能消解文化。目前，在大众传播创造的环境中保护传统文化，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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