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镇中小学生增强体质的研究意义

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调查报告

课题组进行的“青少年流行中的文化现象”问卷调查,重点关注了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四个方面:(1)“偶像崇拜”的比例和方式;(2)“偶像崇拜”的原因和认识;(3)“偶像崇拜”的经历和收获;(4)“偶像崇拜”的周边反应和对应。

调查研究的目的和追求是获取当代中国青少年这一重要社会群体对“偶像崇拜”现象的看法和认识,反思我们对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的评价或忧虑,审视我们对这种言行的教育和引导方法,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更具战略性的文化建设规划和更符合青少年实际需求的教育方式,努力推进我国青少年的生活辅导和素质教育。

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问卷调查的主要结果

1.目前,我国青少年中普遍存在“偶像崇拜”现象,其具体行为比较明确,但比例不确定。在谈及“偶像崇拜”现象时,更多的青少年愿意将其视为“他者”的现象,而非自身卷入的现实。

调查显示,关于“你的同学中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和崇拜某个明星”,79.4%的受访者认为“有”,11.1%认为“可能有”。关于“你的同学中有没有人喜欢和崇拜某个‘明星’到疯狂的程度”,29.4%的受访者认为“有”,32.2%的人认为“可能有”。但有30.3%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特定团队中“追星族”的比例,14.2%认为是1/10,7.5%认为是2/10,65438。显然,青少年对“偶像崇拜”现象的普遍性比较肯定,但对其具体比例并不确定。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清楚身边不确定的“偶像化人群”的“偶像化”方式。例如,在回答关于一些学生如何在偶像崇拜中变得“疯狂”的问题时,78.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会“收集所有相关信息”,65.8%的受访者发现他们“每天都在唠叨一个明星”,11.1%的受访者。只有1.4%的人认为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偶像化”的。

有意思的是,对于“你是否在崇拜某个明星”这个问题,34.5%的受访者回答“是”,65.5%的人回答“不是”。其中初中生占49.3%,高中生占45.0%,大学生占22.1%。但与此相关的是,22.2%的受访者表示“曾经有过,但现在没有”,18.9%是“正在经历”,5.3%是“没有经历过,但我想经历”,333有6.6%的受访者“经历过,想以后再经历”,2.3%的人表示“经历过,不想以后再经历”,9.6%的人觉得“不清楚”是否有“偶像崇拜”经历。这样,“经历过”、“正在经历”、“没经历过但想经历”和“偶像崇拜”的人数加起来是55.3%。

2.大多数青少年将“偶像崇拜”现象视为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生活追求,而不是“青春期”特有的反应,他们对此表示理解,并颇有微词。他们不想对身边的“偶像崇拜”现象做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想具体地鉴别和分析。

调查显示,60.4%的受访者“不赞成”,“偶像化只是年轻人的现象”,10.4%的受访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青少年的不信任”。与此相关,39.2%的受访者表示“很理解”父母对政治领袖或知识精英的崇拜,36.0%表示“比较理解”,8.9%认为“要看崇拜谁”。这说明,大多数青少年把“偶像崇拜”视为一种普遍的、正常的人生追求,而不仅仅是青春期的一种反应,他们并不认为长辈的“崇拜对象”和“崇拜方式”与自己有很大不同,或者比自己更崇高、更正确。

应该说他们觉得很正常,也理解身边常见的“偶像崇拜”现象,而且颇有微词。很少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比如,只有13.7%的被调查者认为那些“疯狂”的偶像化学生“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只有12.2%的人认为他们的“疯狂”行为“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习”。对于身边同学的“偶像化”现象,56.6%的人认为不会大惊小怪,25.2%的人表示会“无所谓”,12.0%的人认为要看自己追的是哪个“明星”,三项合计93.8%,再次证明了“偶像化”现象的存在。

调查显示,64.6%的受访者不赞成“崇拜某人是个人迷信”的观点,21.0%的受访者认为“有的人是,有的人不是”。对于“偶像化”就是“追求个性”的观点,37.2%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但有47.5%的受访者认为“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关于偶像崇拜出身的学生和非偶像崇拜出身的学生是否有区别的问题,36.3%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区别,30.4%的人认为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似乎很多青少年对“偶像崇拜”这种现象持相对理性的态度。

3.当下青少年对偶像的选择面很广,个人的“主观评价”正在取代“社会评价”的定位;虽然有耐人寻味的群体差异,但相同点多于不同点:青少年普遍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大胆追求人格魅力、人格气质和个人才华。

调查显示,受访者正在崇拜的偶像:(1)国外和港台的“明星”比中国大陆多(三者比例分别为28.8%、31.6%和6.2%),但有超过三成(33.4%)的人在崇拜他们。(2)影视明星比体育明星多(分别为37.2%和23.3%),但两者都崇拜的超过三成(39.5%)。(3)活着的“明星”比死去的“明星”更耀眼,年轻的“明星”比年老的“明星”(35岁以上)更耀眼(前者组的比例为68.3%比4.5%,后者组的比例为57.1%比7.1%),但两者兼顾。【yn1】可见,目前青少年对偶像的选择还是比较广泛的。他们更多选择与自己年龄相仿或略大的“明星”和“名人”,但也不排斥其他人。(需要注意的是,一般国内讨论中,“偶像”和“榜样”是作为一对区别来讨论的,所以本次调查只讨论偶像崇拜现象,不与“榜样”的选择进行比较。因此,政治、科技、军事、文艺等领域的知名人士、名人不在相关调查选项之内。)

受访者对一个值得崇拜的“明星”的第一要求的选择是(限1):“人格魅力”占第一位【yn2】(23.9%),“个性气质”占第二位(23.7%),“光彩照人”占第二位(22.2%)和“对社会”。其他选项还有:漂亮/帅气(5.6%)、不清楚(4.3%)、无所谓(2.9%)和有经验(2.4%)。从这组数据中不难看出,个人“主观评价”正在悄然取代“社会评价”的原有定位,成为青少年自我评价的第一标准。

就这一问题而言,调查还显示出耐人寻味的群体差异:(1)从年龄和学历来看,大学生的前四位选择是才华、性格、人格和社会贡献,高中生的前四位选择是人品、才华、人格和社会贡献,初中生的前四位选择是才华、人格、社会贡献和人格。(2)从地域和经济背景来看,城市学生的选择顺序是性格、才能、个性和社会贡献(24.6%、23.8%、22.3%、9.4%),而城市学生的选择顺序是性格、个性、才能和社会贡献(32.5%、23.4%、18。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城乡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差异,以及不同成长阶段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差异。但总的来说,相同点多于不同点,即中国青少年普遍开始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对人格魅力、人格气质和个人才华有了大胆的追求。

4.“偶像崇拜”是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的一种人生体验过程,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活动。青少年主要通过交流、模仿、评价来表达自己的偶像崇拜。超过60%的青少年渴望与偶像交流。收藏、分享、收藏是目前青少年中比较流行的偶像崇拜方式。模仿自己的偶像是很多青少年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调查显示,许多青少年会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偶像崇拜,如给偶像写信、模仿“明星”唱歌、打球、锻炼、穿衣、穿鞋、吃喝、收集自己偶像的信息或在网上参加聊天和“明星”俱乐部活动。

调查发现,直接给偶像写过信的人有限,只有3.3%的人写过1-5封信;63.7%的受访者表示“没写过也不想写”,21.1%的受访者表示“没写过但想写”。这部分受访者的交流欲望也体现在他们对“网络明星俱乐部聊天活动”的态度上。当自己的偶像可能出现或被作为聊天对象时,分别有3.5%、5.5%、8.6%和23.1%的受访者表示“每次都参与”、“尽量参与”、“偶尔参与”、“想参与”。换句话说,超过60%的青少年渴望与偶像交流,或者通过谈论自己的偶像与他人交流;如果他们在现实生活环境中找不到这个条件,就可能利用网络的“伪社区”来实现自己的需求。

收集、分享、收藏是目前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流行方式,分别有19.2%和56.2%的受访者“收集”和“偶尔收集”“明星”的照片、签名、资料,有12.8%的受访者“不是收集,而是想收集”。这些收集活动往往是他们同学和朋友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15.8%和47.0%的受访者分别“经常”和“偶尔”与同学分享收藏。另有14.6%的人“没有分享,但想分享”,22.6%的人“不想分享”。“不想分享”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更个人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

模仿自己的偶像是很多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9.1%和32.9%的受访者分别“经常模仿”和“偶尔模仿”。另有11.4%的受访者选择了“我没模仿过,但想模仿”,三项合计约占受访者的53.4%。但也有46.6%的受访者选择了“从未模仿,也不想模仿”。这或许表明了“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一个重要区别,即“偶像崇拜”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活动。首先,它通过“快乐时刻”来缓解成长过程中的学习压力和各种心理困境,通过对他人经历的“另类体验”来释放心理能量和解放潜在欲望,还可能开阔自己的视野,了解他人,探索人生。如果模仿偶像也促进自我意识和能力的成长,一般是间接的、自然的,不像“榜样学习”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方向或刻意的追求。

因此,47.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偶像崇拜”不会影响自己与周围同学的关系;关于“如果你有一个你崇拜的‘明星’,你觉得他(她)会帮助你成长吗?”只有6.2%的受访者回答会有很大帮助,41.7%认为会有一定帮助,26.7%认为可能没有帮助,10.8%认为不清楚。这些回答可能提醒我们,不要把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行为当成非常明确的“学习”行为,认为他们崇拜谁,模仿什么,他们就会像谁;在每天都要完成那么多有目的、有规定性、有艰巨性的学习之后,青少年在“偶像崇拜”、“明星迷恋”之类的活动中享受着“轻”的、无目的、有规定性的、意想不到的乐趣,很多阅读和模仿行为可能只是为了赶时髦或跟上时代。当然,调查也发现,约有6%的青少年出于各种原因,把模仿偶像作为自己生活的“重中之重”,渴望放弃或摆脱正规学业,追求崇高的“明星”事业,但这毕竟是极少数。

5.对于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受访者家长的态度是:一半“不反对”,四分之一“不反对”,四分之一“不在乎”;受访教师的态度分别是:30%“不反对”,30%以上“不反对”,30%以上“不关心”;父母和老师的态度随着青少年的年龄和学习而变化,这与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是矛盾的。随着年龄和学习的提高,青少年的“偶像情结”逐渐淡化。

这项调查的重点是父母和老师对青少年中“偶像崇拜”现象的普遍反应。对此,26.9%的受访者觉得父母“理解,不反对”,22.9%的人觉得父母“不理解,但不反对”,约一半的人“不反对”。17.8%的受访者觉得父母“理解但反对”,7.2%的受访者“不理解且反对”,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父母对此持反对态度。耐人寻味的是,12.8%的受访者认为父母的态度是“不关心”,12.4%的人对父母的态度是“不清楚”,这可能说明约有四分之一的父母让孩子觉得自己不关心或没有时间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心理变化。

或许是因为“偶像崇拜”现象在家庭和社会上出现的更多,觉得老师“理解不反对”和“不理解但不反对”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18.4%和12.6%,也就是说,至少有30%的老师让青少年觉得自己不反对。感到“理解但反对”和“不理解且反对”的教师比例分别为23.2%和8.9%,同样超过30%;另有11.4%和25.5%的教师让受访者感到“无所谓”或“不清楚”。这些数据可能说明,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偶像崇拜”现象,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处于一个隐蔽的位置,既不被提倡,也不被重视和利用。

当然,家长和老师对“偶像崇拜”现象的态度是随着青少年的年龄和学习而变化的。比如,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对子女偶像崇拜“理解但反对”的家长比例分别为26.6%、17.3%、13.9%,对其“不理解但不反对”的老师在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可见,家长和老师反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在偶像选择上能否相互理解,而主要是现实环境引发的两种担忧,即对学习压力的担忧和对孩子独立判断能力的担忧。但这与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是矛盾的:“偶像崇拜”一般频繁出现在青少年的初中阶段——14岁左右——是父母和老师认为青少年已经成熟,可以自立的时期,“偶像情结”开始减弱或淡化。正因为如此,调查显示,49.3%的初中生、45.0%的高中生和22.1%的大学生确认自己在“崇拜某个明星”。

6.媒体宣传和报道是青少年了解偶像的主要渠道。六成以上的青少年对电视节目不满意,大多数人对“明星”的“包装”有清醒的认识。

调查显示,14.2%和32.1%的受访者表示,听到或看到别人“批评”自己的偶像时,他们“非常在意”或“比较在意”。29.5%和11.9%的受访者表示“一般”和“无所谓”。虽然有82.7%的受访者表示“经常看”或“偶尔看”电视上的“模仿秀”、“与名人对话”等节目,但只有6.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喜欢”(其中初中生占10.5%,高中生占7.2%,大学生占3.6%),有49.4%。同时,青少年对媒体不断“包装”“明星/名人”的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27.4%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包装明星”应该,13.5%认为不应该,22.7%持“无所谓”态度,33.5%认为应该。这四个选择都有一定的理性思考,说明大部分青少年都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偶像/明星/名人”有“包装”、“炒作”和虚构的一面。

【结论】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几个基本发现:(1)偶像崇拜在我国青少年中普遍存在。(2)与“以身作则”不同,青少年中的“偶像崇拜”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活动。(3)大多数青少年不愿意对身边的“偶像崇拜”现象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4)超过60%的青少年渴望与偶像交流,或者通过谈论自己的偶像与他人交流。近一半的青少年认为“偶像崇拜”不会影响他们与同学的交流。(5)目前青少年对偶像的选择范围很广。青少年崇拜的偶像的主要条件是:才华、人品、人格、对社会的贡献。(6)尽管青少年自己对普遍存在的“偶像崇拜”现象感到正常,而且颇有微词,但仍有约四分之一的家长和三分之一的教师反对这一现象;家长和老师反对的原因并不是和孩子在偶像选择上能不能互相理解,主要是担心孩子的学习压力和独立判断能力。这与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历程构成了一定的矛盾。(7)目前国内媒体上的“明星/名人”节目或报道对青少年很有吸引力,但有近一半的青少年认为这些节目和报道的质量“一般”。

从中国教育体制背景看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

在谈到“偶像崇拜”和“偶像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天津学者郭栋的一篇短文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是当代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或“偶像崇拜”现象是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因为它类似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图腾和神灵崇拜;第二,当代青少年对于某些偶像的疯狂行为,可以看作是对他们学校生活的一种心理调适。

本文指出,不同民族的“先民”曾经把一个事物——或者一只大鸟、一只猛兽、一株小草、一块石头或者他们心中的某种想象——当作神和偶像,以极其庄严而执着的仪式集体崇拜,甚至用鲜血和生命献祭。就像有些人认为古代图腾只是反映了古人的幼稚和无知一样,“偶像化”、“偶像崇拜”的现象很容易成为当代中国“担忧下一代”的标志之一。文章列举了类似的担忧:“偶像化”是不成熟的“偶像崇拜”,是少男少女的“精神快餐”,是大众媒体和商业的误导,是脆弱尴尬的教育,是转移的社会示范效应(郭栋的偶像化家庭,中国青少年研究,1998,5)。

或许是因为作者熟悉当代青少年的心理,所以文章简单回答了一些家长和老师关于“追星族”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不崇拜科学家,而是四处去唱歌演戏?郭栋认为有两个原因:共同的原因是娱乐圈的偶像更贴近这个年龄段的心理需求。他们是审美而非认知,不把自己的偶像当成自己的“认知权威”。如前所述,他们此时可能还没有成熟的理性思维,但审美的冲动和选择的得失可能会引导他们走向日益成熟的理性思维。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带来的沉重的学业压力和青春的梦想之间的矛盾。一个中学生写道:九门主课,十年寒窗,我们不抱怨,但对不成熟的大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一些润滑剂,让被“xyz”和“连人”堵住的大脑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同上,见中国青年出版社《对未来的询问与期待——中学生谈自己》)。因此,文章认为,“明星”和“偶像”是许多少年心中的完美,是他们理想中的自我——但也是无法实现、没有精力去实现的青春梦想。

1,青春的梦想“没有精力去实现”青春的梦想可能是暂时的,但却是致命的。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口号虽然喊了,但其实是暂时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增加了现阶段学校和学生的心理负担。因为学业负担不能减轻,减轻是很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自尊成本;“全面发展”的“质量”要求进入了“参考准入条件”的选项,但无法实现的依然是时间、经济、自尊的高昂成本。目前我国青少年花在“规定”学习上的时间比普通成年人的工作量还要多。他们早出晚归,每天中午都不休息。他们每天晚上和周末要做的“作业”,以及要想“优秀”就必须做的“进阶”作业和必须上的辅导班,已经让孩子和家长一起感到窒息。

什么叫心中有梦想却没有精力去实现?这种梦境转移及其后果是什么?

首先,他们缺乏空闲时间。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类自然存在的直接需要而言,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使用,而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以这种自由时间的使用为必要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16页,人民出版社,第1979版)只有在自由时间里,人才才有积极的存在和创造性的发展。然而,目前中国青少年的自由时间因为极其繁重的课业而过于匮乏,青少年追求快乐的天性在漫长的必要学习时间里被现实主义紧紧阻隔。所以,在有限的剩余学习时间里,他们高度压缩和集中的儿童天性,拼命逃避,奔向弗洛伊德的“本能”快乐原理。他们之所以把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投入到“明星”和“偶像”身上,投入到音乐和网络上,投入到大众传媒营造的娱乐世界中,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内心的不平衡才能得到更快更有效的释放,他们无法做出自己的决定,只能在影像世界的造梦机制、理想图式和安慰语气中得到虚假的安慰。

其次,他们没有足够的阅读、对话和交流。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学生下午3点左右放学,但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月要看40本课外书,每本300多页。他们必须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写下简洁的读书笔记,写出自己对这本书意义的归纳和理解。一方面训练了他们的阅读速度和对一个事件的要旨或焦点进行简单提炼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他们丰富的生活经验,提炼了他们的情感世界。同时,每次评阅课堂上的读书报告,都是青少年和自己群体之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大量的交谈和深浅交流。在这种对话和交流中,组织学习不断促使青少年通过个体学习和集体活动的规则,不断反思和改变自己的自我选择和已有的认识,从而在学习中获得足够的理性启蒙。选择和讨论生活,独立分析问题,是一个孩子与成人世界分享“理性”的机会。频繁的交流和对话是一个孩子发现差异和反思自己的方式。但是我们的孩子却在忙着学习各种实用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他们理解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这些知识也包括很多道德和理想教育,但主要是由老师讲解,用“规定动作”来检验。我们一轮轮的数理化“辩论赛”、“主持人赛”、“金杯”,不是求“智”,而是求“胜”。

2.教育环境驱散了“榜样”的魅力

(1)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还没有体现出以“受教育者”为主体的现代教育原则,学校仍然是为国家培养“合格接班人”的主要场所。在最有效的“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校只能鼓励单一发展,学生和家长只能接受统一评价,让学生成为“容器”,毕业生成为“标准件”。这种“千人一面”的教育方式,严重阻碍了青少年个性的张扬和创造力的培养。虽然最近高考改革有很多新的思路(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中旬报道,教育部最近正在积极推动深化高考改革,具体有四个趋势:一考多考、试卷多样化、X范围扩大、综合评价等。),但实际上,原来高考中的问题已经提前到“中考”了,这是一种“统一”的考试。13-15岁的中国初中生,很快被分成两三个基础班。很多同学考完试都不愿意出去见人。很多班在一次考试后就分成了“优等”班和“劣等”班。两组学生一夜之间成为路人,很多家长不停地问孩子10岁左右的时候。在改革的经济成果的影响下,更多的父母和孩子渴望通过教育改善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从而增加了有限教育资源内的竞争。为了适应竞争,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各校各科老师都不得不增加题量,要求学生加快解题速度,强调各科成绩全面优秀。这样一来,学生们几乎精疲力尽,甚至在终于有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时,对父母、老师和学校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和羞耻感。另一方面,他“逃离”了,再也不想回去。

(2)与片面的智力训练相匹配的“道德教育”似乎被压缩成了简单而强硬的“政治教育”,成为学生最反感的课程之一。因为他们增加了自己的学习负担,而很多学生只是在自己的直觉层面上发现了很多关于课本和参考书的问题和对历史的有意增删。这种感觉反过来影响他们对人文社科真正的启蒙阅读和理解。

(3)就业压力通过升学的“硬淘汰制”或“分级制”给还能理解其复杂性的年轻人以精神压力,使他们认为自己学习不好就没有前途,对不起辛辛苦苦抚养教育的父母和老师,从而过早地、半理解地决定了自己的“职业”取向。大部分学生对“科学课”的理解,并不是对科学精神的热爱,对科学探索的向往,对职业兴趣的选择,而是对“工作/失业”、“白领/勤奋者”、“成功/失败”的简单回避选择。

(4)教师比学生更“千人”。初高中的“特级教师”也是一批一批的模式。评价他们的主要标准仍然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即他们所教学生的升学率,竞争中的胜率,入选省市区县各级“xx教学新秀”的次数。一些试图践行“素质教育”的老师,在学期初就下定决心进行改革,但在期末临近考试时被迫磨刀霍霍,会和学生一起应对统考,往往不了了之。目前各师范大学的教学和评价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保守的体系,外力无法介入。除非内部有人想做一些修正,否则只能适应他们现有的、独特的思路进行教学和评价。很多不完全适应这种模式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