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苏青的故事

20世纪40年代,上海报刊林立,产生了一大批以写作为生的女作家,其中张爱玲和苏青是佼佼者。

那时候的苏青离婚后忙得不可开交拖着几个孩子办杂志,而张爱玲却在大出风头。苏青邀请张爱玲给她的杂志投稿,希望张能在同性上给她的杂志投稿。看到苏青这么麻利健谈,张爱玲马上送了她一本小说《封锁》。没想到,胡兰成对这部小说大为惊异,来找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于是,一场倾城之恋在上海滩引起轰动,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

其实张爱玲和苏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张爱玲自从名门之后,一直是独立的。苏青来自浙江宁波。尽管她的家庭很富有,但她的丈夫秦丽太骄傲了,从不伸手要钱。有一次家里开不了锅,苏青就伸手向秦丽要钱。秦丽在家失业后,他非常愤怒。他看到苏青讨钱,抬手就是一记耳光:“你也是文化人。为什么不自己挣钱?”这一巴掌,打破了黄金夫妇的婚姻,让苏青走上了做职业女性的道路。她的职业是销售文学作品。

胡兰成和张爱玲经苏青介绍认识没多久,两人的倾城之恋在上海尽人皆知,这让苏青极为不快。苏青在张爱玲之前就认识胡兰成,两人私通很久。

对于胡兰成来说,苏青是一个才貌双全的美女。他曾公开说过,苏青的“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没有任何非议的鹅蛋脸,俊俏的眼睛和眉毛,有一种男孩子的帅气——在一盏无盖的台灯的寒光里,半明半暗,她的美得到了新的成熟和圆满”。

苏青一直写不出虚构的小说,她的文字大多是现实的。在1949秋发表的《续婚十年》中,她通过谈论卫明暗指胡兰成。从苏青直言不讳的性格来看,《结婚十年》《续婚十年》都是她人生的记录。这个谭伟明“当过副部长、报社社长”。“他虽然长得不好看,不肯装修,但风度令人钦佩。他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者。当时有人告诉我,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说他是宣传员,五分钟后才知道。唉,我不由自主地扑进了他的怀里。”

这个人明白无误地就是胡兰成。

但张爱玲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暗恋。那时候她才二十出头,不懂人情世故。当时,胡兰成因文学事务入狱。苏青认为张爱玲名气大,是通俗作家,有影响,于是带她到汪伪政权“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家,试图通过周佛海说服汪精卫释放胡兰成。

苏青和周佛海的妻子杨舒惠是密友。张爱玲插不上话,只是看着周的《古董》。周佛海凑过来说:“这是端砚,鱼脑冻和胭脂晕,这两个最好,都是大溪洞的。张小姐是个大作家,一定学过文房四宝。”

张爱玲摇头一笑:“我们这一代都用派克钢笔。”

周佛海点点头说:“是,是。”

和苏青从里间出来,杨说:“你是一个木屑头,你能和才女说话?”

周佛海道:“我看张小姐是对砚感兴趣。”

夹在中间的张爱玲,有点尴尬。她调侃道,“中国真好。连砚台的名字都这么好。鱼脑冻,胭脂晕。古人的好,是今天永远也赶不上的。”

苏青说:“所以你把你所有的旧衣服都穿上。”

周佛海道:“夫人们戴着新鲜。如果我们穿上它们,这将是一次修复。”

听到这里,杨舒惠的脸沉了下来:“我想用三个字来问你,胡兰成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没事就放人吧。你们这些人,老虎打不起来,苍蝇却频频出手。”

周佛海坐下,低头喝茶。最后,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王先生想和他谈谈。”

周太太又道:“不可能一次谈一个月吧?”

就这样,胡兰成被释放了。

胡兰成出于对苏青“救命之恩”的感激,总是留下张爱玲去看苏青。后来他在《此生》中写道:“有一天晚上我去苏青家,正好是爱玲家。她喜欢当着所有人的面看着我,但是她嫉妒,觉得委屈。”在女朋友家见到旧情人,张爱玲立马吃醋,一时也掩饰不住。她被胡兰成和苏青看到了。不知道这件事最后会怎么收场。胡兰成像一只夜猫子,总是在黄昏时分出现在苏青的家里。苏青在小说中写道:

“不过,没过多久,我终于遇到了一个认识我的人,叫谭维明。脸很瘦,头很大,皮肤古铜色,头发蓬乱如干草,是典型的不修边幅的书生。但他在社会、经济、文学、艺术方面却出奇的聪明,知识渊博,无所不知,让我为他的智慧所折服,心甘情愿的被折服。他每天都来我家,一直聊到半夜。浓浓的茶叶味和浓浓的烟味让他们又兴奋又疲惫。”

“露妃”与“文学妃子”

苏青的姐姐苏红晚年对记者说:“我姐姐和张爱玲都很好。他们经常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给对方换裤子。”两个女人好到可以换衣服,算不上什么女人之间的友谊。人们形容两个人好,就说“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

当时由于报刊杂志的繁荣,《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谭正碧提议举办一次女作家聚会。

聚会上,主持人问苏青,哪位女作家的作品最好?在众多女作家面前,苏青公开说:“我从来不看女作家的作品,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主持人接着问张爱玲:“我们再听听张爱玲女士的意见吧。”张爱玲说:“我最喜欢的古代女作家是李清照。近代只有苏青是我的最爱。在苏青之前,冰心的单纯往往只是一种矫情。丁玲早期作品不错,后来有点不知所措。苏青是第一个脚踏实地地把握生活趣味的人,她的特点是“大简单”。在她优雅的表达之后,最普通的话也变得最动人,因为她比任何人都了解人类的同性。”

两个人如此露骨的互相欣赏,激起了在场一大批女作家的愤怒。会后大家都不理他们,但他们还是在笑。

此时的苏青还没有创办杂志,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写作。但是她的笔没有张爱玲那么勤快,稿费断断续续,让她的生活有时候很尴尬。

她的一篇文章,谈离婚,对上海伪市长陈公博大加赞赏,认为她把离婚男女的心态带活了。得知苏青急于找工作养家,陈公博主动给苏青写了一封信,请她当市专员,帮忙整理文件。苏青没有犹豫,接受了这一切。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收到了一封密函,有好心人提醒苏青,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太危险了,要提防有人暗中杀害她。

苏青看了信后很害怕,陈公博也看出了她的苦恼,于是偷偷给她汇了654.38+万美元创办杂志。

当时印刷报刊很紧张,陈公博给她弄了两车皮。苏青一刻也不想等,马上行动,注册了天地出版社和天地杂志。

送纸那天,苏青早早起床,跟着货车司机亲自护送。一卡车白纸,苏青坐在纸堆上,车开得很快,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纸堆有弹性,摇摇晃晃,她在城市里游行,兴高采烈。

此时流传着苏青是陈公博的“露妾”、张爱玲是胡兰成的“文学妾”的小报故事。

苏青把小报拿给张爱玲看,张爱玲推开说:“我从来不看这个。”苏青其实没看,是一个朋友特意给她留着的。她一把火烧了一堆小报,却始终无法摆脱陈公博。

两年后的一天,一个叫桂江的人来看她,给她带来一份报纸,上面有陈公博被处决的照片。苏青吓得脸色发白,把一张银行存折递给桂江,说:“都给你。请帮我处理一下。”上面的钱都是陈公博出的。

我不想说我以前的闺房。

陈公博被处决后,街上议论纷纷,人们到处忧心忡忡。苏青深居简出。她尽量保持低调,不想再惹麻烦。但要恢复成名前的平静是不可能的。总有人不请自来,桂江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当桂江看到苏青的小说时,他就对它们神往不已。两个人来了又走,然后就同居了。陈公博被枪杀后,桂江住在无锡,因为害怕被烧死,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偶尔,桂江会赶晚上的车去上海,在谢桥巷苏青的公寓住半宿,天亮前赶早班车回无锡。每次来,他都给苏青打电话,她早早安排孩子睡地板。半夜,桂江走进来,所有的孩子都睡在地板上。桂江一左一右在地板上跳来跳去,小心翼翼,生怕踩到孩子。昏暗的灯光下,苏晴独自坐在藤椅上等他。

后来,桂江和苏青渐行渐远。苏青后来把她和桂江的所有交往都写进了小说《续婚十年》,这完全是一部纪实小说,所有和苏青有过交往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同行,除了曾经的亲密的张爱玲。多年后,张爱玲的纪实小说《小团圆》出版,把她交过朋友的人都写了一遍,除了苏青。

一对误入歧途的美人

苏青最后一部小说叫《堕落的美人》。其实她和张爱玲才是真正的堕落美人。出于某种目的,或者说因为经验不足,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遇到了不靠谱的男人,在两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最后达到了同一个目的:都很穷,都很压抑。不同的是,一个死在国内,一个死在国外。

1949之后,张爱玲冷静观察了一段时间,下乡参加土改。看到当时很多口号和激进的举止,她看不下去了,认定她在中国的前景不容乐观。满大街的制服蓝或黑的人,在她眼里都那么丑。她对哥哥张子静说:“我死也不能穿这样的衣服。”她后来又去了香港大学读书,从深圳罗湖通关到香港,最后去了美国。

与张爱玲相比,苏青的适应能力要强得多。她一夜之间穿上了一套符合时代潮流的女装“人民装”,游走在人民之中。看不出她曾经是旧上海红极一时的女作家。最终她选择留在内地,因为她相信自己有生存的能力。她还认为,无论谁掌权,人们总是要过柴米油盐的生活,无非是找份工作赚钱养家。苏青后来当了编剧,在“反右”时因牵连到胡风事件而被判入狱。他出狱后,工资就停了。苏青生病的时候,连出诊的两元钱都交不起。他死于1982年冬天。

13年后,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尸体被发现。她的遗嘱里有一句话:“不要看我的遗体,不要举行任何仪式,把我的骨灰留在沙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