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王安石的哲学建构及其与佛道的差异

苏轼、王安石的哲学建构及其与佛道的差异

一个

从苏轼和王安石与佛道的关系来看,苏轼较早接受了佛道的影响,而王安石早年并不认为佛道特别值得借鉴,在儒家思想中也能找到佛道的合理成分,所以并没有沉湎于异端学说(答陈数)。在给顾的信中,他认为诸子百家的书都应该读,因为它们有利于理解儒家经典,可以成为儒家经典的辅助之翼。他写道:“世态炎凉已久,光是读经不足以知经。所以一部百家哲人写的书,至于难经,浅显的问题,本草,小说,到处读,农民女工什么都问,便可知道大意,不疑。与其做圣人,不如盖后世士与前朝君之别。”也就是说,儒家虽然和外道很不一样,但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读百家乃至佛经,对理解儒家经典是有益的。这是以儒择百家的态度,但在早期实际学术思想的讨论中,基本看不到佛道的影子。

其实,王安石早期的思想主要是在孟子等儒家思想家的影响下形成的,其核心内容是人性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开启了新的时代学术潮流。正如其弟子蔡卞在《王安石传》中所说:“自王泽竭,国不同,家不同。从汉代到唐代,其渊源浸淫甚深。宋行文物丰富,却不懂道德生活的道理。王安石追尧舜三代,阴阳日夜不可及。当初他在《杂记》中写了几万字,世人称其文字堪比孟子。因此,世界上的人们开始从最初的道德意义上来看待生命的终结。”反对王安石的人,不否认他的学问是“人性之学”。比如当时陈ZZ写《尊耀记》攻击王安石的《日录》是伪书。其序中说“听说前王所谓道德不过是性命之事”,这是王安石的精髓。三经,子说,日录,都是命的道理。、齐、邓训武等。,心地纯洁,身体力行。所谓“丰功伟绩”,不过是做人的原则;其所谓的“跟随叙事”也是生活的事;其所谓的“一德”也是基于生命的原则;其所谓“同俗之人”也与生活同道。人之所以不习惯生活,就叫庸俗,痴迷庸俗的人逃之夭夭,愤懑屈学的人火书。所以,自从卞等人用了东西以后,凡是在国的所谓人,都造了命。拿不到还抖。”(《后萧听证录》卷二十三)在这里,陈颧把王安石及其后学的全部思想和学说描述为“人生之理”。晋代赵秉文也说:“自王(王安石)之学兴盛以来,士大夫不谈其道德生活,而不知其廉洁修行之道理,其幌子是以‘通俗之学’教天下。《道学》封面还包括以中国为正位、以仁为种姓、以老佛而不知的学习。它的封面比传经研究更好。这个必须知道。“本文既揭示了王安石学佛、学道的实质,又将其与道家直接联系起来,以便与传统的训诂、注释之学相比较。上述人士认为王安石在《生活与道德》时代掀起了新的学术潮流,但其弟子蔡卞认为王安石《生活与道德》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始于清代,而另一些人则是从王安石整个学术历程的特点来评价王安石学说的影响,其中自然包括他的后期学说,而他的后期学说又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的《生活与道德》学说也带有佛道色彩。这当然是一种批判的口吻,与他从王安石开始新说的弟子们所表现出来的欣赏态度完全不同。他的另一个弟子吕典,受到这本书和后来写的《洪范传》的影响,愿意回到他的学校。吕典在《傅(明儒)傅俊墓志铭》中写道:“贾佑,治平...明如尚未加冕,我年少。淮河以南,学士大夫宗安定之学存疑。说到龚景的《淮南子杂记》和他的《洪范列传》,内心是孤独的。所以我愿意去扫临川先生的门。"吕典在《桃山集·易云与李志刚对黄安的看法》第一卷中说:"我记得我昨天驻扎在一千骑里,与别人无关。“有时候堰在枕头上赛跑,书躺着,突然开始走,它还在唱歌。众生皆饱足,犹如一株茂盛的草生出一座陵墓。学池鹅玩形声字拼图不仅晚。玉初闻风裹粮,愿为边沁大夫。”

从蔡卞的评价可以看出,王安石早年,也就是清朝时期,因《杂说》这部充满儒家思想的著作而成名。此书在治平年间影响不减,与《洪范传》一起成为当时王安石学术圈的一章。这一点从《吕典》的记载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王安石早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名气很大。《淮南杂文》一书主要论述人生道理和道德道理,是一部摹仿孟子的著作,所以没有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王安石早期对道德生活的研究,与他后期从佛、道中吸取营养、构建道德生活的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儒家早期发展和阐发的道德生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围绕道德生活研究的人性论在治平年间成为成熟的思想,对儒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于王安石划清自己思想与异端思想界限的态度,我们还可以从他现存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篇论述儒家观点的文章《送孙序》中看出端倪。他充满激情地写道:“然而,说到时间,然而,每个人也是一位绅士。但是,如果不自私,圣人之道是什么?君子穷则跌倒,不至于迷失自我,追随时代,但不会赢得与时代的战斗。所以如果他的野心成功了,时变时变的方式就是反手,技巧精进了,野心就固定了。说到杨、墨,另有的;等你老了老了,如果不是,韩愈的也就罢了。如孟、韩,可谓术精志定,时不用于胜道。惜也不能针对你,这样真儒的效果在现世不是白来的,但对大家也是出类拔萃的。喔!看这个世界,你戴着皇冠,穿着大裙子看,你坐着说话,你就起来跟风。若不以孟韩之心为心,岂异于他人乎?”王安石在这里表明,儒家的方式和扬墨对老年的解释有着根本的区别。有志之士,应以孟韩之心为己任,不要成为与时俱进的庸人。

当然,王安石在人生道德的研究上与佛道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佛道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相反,他可以对佛道中与儒家思想一致的部分采取理性的态度。王安石在《答陈书》中写道:“庄生之书,分命,近于圣人。既然不智,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智者,读圣人之言,足以达此。若困于周志之论,则大乱矣。”庄子在这一点上与儒家圣人接近,但如果他认为庄子在这一点上与儒家圣人接近,那么他就会沉迷于他的理论,这将是非常有害的。既要看到庄子思想整体上是错误的,又要看到庄子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在儒家思想中是可以找到的。由此,我们不会陷入庄子的错误思想,而会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评价。

在治平年间写的《答韩》一书中,王安石也说:“孔子上鲁,被知情者认为无礼,而孔子欲犯小罪。那些同样犯有轻微罪行的人只是依靠仁慈。礼,身也;智慧,谁知道这个;信,信此人也。子曰:‘以道为旨,以德为靠,以仁为靠。但不如仁义礼智信,所以说。杨子说:‘道以道为本,德以道为本,仁以人为本,义以道为本,礼以体为本,天也。在一起就浑了,分开就散了。一个人,就有了一身。”老子曰:‘失德则失德,则仁则义,则礼也。’扬子的话是一致的,老子的话是割裂的,所以才不一样。韩语中众所周知“道教有君子小人,有凶吉之德”,但仁义与道德不同,是对道德的无知。管仲九臣,一个旷天,这个孟子所谓的天道伟人;你不能像大人一样诚实,这个孔子叫小家子气。用词恰当,不相悖。“在这里,王安石对老子的评价表现出了一种相当宽容的态度,即老子只是没有像孔子和杨雄那样把道德仁义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从它们的差异来看,但对道德的重视与儒家并无二致。很明显,王安石在这里似乎有和解的态度。但从对韩愈的评价可以看出,王安石批判韩愈的德仁分离观,实际上是批判老子的德仁分离观。正因为老子是俗人,所以他的批评比韩愈委婉得多。但还是对老子思想整体持批判态度。这也是变法前王安石对佛道的一种总体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安石的全盘排斥态度越来越软化,以至于在变法期间他的思想转变为对佛道的接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文章完全是以儒家为本位的,对儒家研究道德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而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至于他一时成为著名学者。在此后直至改革前的学术历程中,逐渐涉及到佛道思想,但仍以批判为主,只是肯定一些修炼方法和表面说法。

我们考察苏轼的思想,发现苏轼作为新晋新秀,当然是儒家的,这在他早期的著作如《中庸》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但他的思想很快融合了佛道思想元素,自成一家。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早年以战国纵横家的习惯写史评,但也有为了吸引眼球而不讲道理的评论。比如在《论贾谊》中,认为“贾生之大而小,其才多而不知”,在《范增论》中,提出范增应杀项羽之士。苏轼早年也写了不少经典,集中在《中庸》等25篇文章中,嘉佑六年(1061)研究所出版。那时候苏轼25岁。苏轼的《中庸》(上中下)三部作品,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在儒家认为中庸包含了人生道德论的思想背景下,苏轼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太多了,道难懂!”论其作者,它晦涩难懂,不可理喻;就其虚弱性而言,汗液太分散,无法检测。其弊始于历代儒生,求道为圣,一无所获,故服为不可知之文,几乎后世都以我为知名。后来的儒生,见其难知,不知其空,以为对道家会有进一步的研究,却又羞于自己的无能,于是说:自然。欺负对方高,习惯对方深。而圣人之道又是遥远的。子的《中庸》认为所有的儒家都是祖先。嘿,老公!谁想到自己,也是人民的弟子?“关于中庸,苏轼在《中庸》中批判了儒家的错误观点,进而在《中庸》中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圣人之道,以人情为重。“在苏轼看来,人生道德论是模糊不可知的,所以圣人也很少谈性和天道。其实圣人之道并非深不可测,而是出于简单易懂的人情。就这样,苏轼提出了他的“以情为本”的思想。虽然这是苏轼早期的思想,但作为苏轼乃至整个蜀学的一个基本内容,情本论在后来的思想中一直保持和发展,没有放弃。苏轼以情论为基础,认为仁、义、礼、智、信都是从人的基本感情发展而来的。他以“礼”的形成为例,说:“今夫教五常,唯礼强。这是什么?人情对休闲是坏的,对努力是恶的。今天,我也要让他们不敢仰面而立,我要给他们一百个感谢作为礼物。人情不是喜富,而是耻贫。今天,我也要让他们不敢自重,我要给他们一个退路作为礼物;使用器皿是方便的,但牺牲它们是昂贵的;侮辱衣服方便,但戴皇冠贵;对其速度的哀悼已经延长了三年;乐在其中,但不可终日;这个仪式之所以是为强者准备的,是因为它对最后一个人来说太过分了。我也反方向想想?今天我认为,安不如安,安不如坐,坐不如坐,坐不如坐,坐不如坐,压制仆人,不停地压制仆人,我就赤裸裸地被无视,赤裸裸地被无视,我就有病!我丈夫不是唯一生病的人,世界上每个女人都生病。如果他生病了,那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匍匐的崇拜者,生于不甘于赤裸之间。是不是丈夫只有高傲和崇拜,世界上所谓的强人才会从某样东西中诞生。分清它是从哪里来的,并把它推到极致,这一点很清楚。“看似礼不可及,其实其根源也是‘不愿裸体’的人情,这是现实的人情。似乎与人情最无关的礼也是出于人情而规定的,所以其他仁义智无疑与人情密切相关。

在接下来的部分,苏轼区分了君子的卑鄙和小人的卑鄙。他说:“我觉得中庸还是难,所以有小人。”这也是基于人情,认为中庸的出发点还是人情,没有小人那么神秘。由此而继续发展,你可以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并推至圣人不能”和“不能”的程度。总的来说,苏轼反对上述三个“中庸”中空谈人生、空谈道德的理论,主张从现实的人情出发修身养性。这也是针对当时那种不讲人生、不讲道德的空谈学风。有学者认为苏轼不谈人生、不谈道德,只提倡以情为本的理论,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是不考察苏轼学术思想全貌的偏颇结论。从苏轼后来在《东坡易传》中对其人生道德的集中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年轻时对人生道德的态度已不再是偏颇和对立,而是积极介入和思考,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德理论,并以此思想指导日常生活和工作,使他度过了人生中一段艰难的岁月,促进了事业的发展和成功。可见,苏轼的生活道德论不仅是一纸空文,而且是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苏轼后期的思想并没有把生命道德论和情本论对立起来,或者采取一个孰轻孰重的姿态,而是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人文主义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基本尊重,它可以为体验更高的生活道德奠定良好的现实基础。没有对人情的基本尊重,一切都是空谈。也可以看出苏轼的人情论带有朴素的人权民主色彩,这对于一个中世纪的士大夫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苏轼晚年的道德生活论吸收了佛道思想,在《东坡易传》中有所阐述。从苏轼写给朋友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在贬谪黄州期间完成此书的写作,并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断修改完善。当然,这个解读凝聚了三个苏* * *,的心血,但从苏轼投入最多心血,最后由他完成的角度来看,将其归于苏轼名下也是合理的。主要体现了苏轼的思想,因此认为苏轼的所作所为在学术上更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与以往的经学相比,苏轼的著作更突出的是其对佛道思想的融合。从这种融合思想更能体现苏轼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学术界的影响来看,应该是苏轼思想成熟的标志。所以影响最大的首先是苏轼融合儒释道特色的思想,而不是他贬谪黄州之前的史学理论和经学。

当然,苏轼对佛道的吸收和学习在前期是有所表现的,但其表现形式并不是以诠释经典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佛道的理解和推崇。刚被朝廷授予凤翔府六年的青年官僚苏轼,不仅没有一般人名利双收的自满,反而以早熟的洞察力,在与哥哥苏辙表演了最不堪的《爱离苦别》后,以无情物的本源,点出人生的无常与宿命,并赋予《怀恋渑池一子》诗以:“何处无知命?”应该像洪飞踩着雪泥;手指和爪子不小心留在了泥上。洪飞做了什么?老僧已死,成了新塔,坏墙没理由看老题;还记得崎岖的过去吗?路又长又困。“苏轼的这首诗体现了佛教对“居无定所”的理解,即心不能住在某个地方,但有时又不得不动,从而培养了一种理解和超脱的人生观。而这种不生不灭,视一切为一切的漫不经心的思想,正是苏轼贬谪后试图建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的哲学思想从一开始就有融合儒释道的倾向,只是到了后来才自觉地诉诸笔端,以文字的形式来决定。这也和王安石有很大的不同。早年,盖安世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道当然表现出批判甚至排斥的态度。

苏轼,一个在进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的青年才子,以其文才和议论文的才能轰动了北京。在儒学占据考场的背景下,学生们都把学习儒学作为宣扬考场名的敲门砖,苏轼的才华当然也无一例外地以儒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苏轼早期的思想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这一点从《中庸》一章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我们说苏轼早期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中没有涉及佛道思想。相反,苏轼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佛道的理解。儒释道没有很好的融合。但即使苏轼把儒释道结合起来,使自己的思想自成一体,他的最高本体仍然是儒家,与佛道不同。也就是说,苏轼在修道之道上借鉴了佛道,但并不认可其本体。

苏轼对陶的看法,在他的短文《日喻》中得到了生动的阐释。

他说:“生来害怕的人不认识太阳,问问有眼睛的人,或者告诉他们,‘太阳像一个铜板。’拉板,得其声;他每天闻钟,以为也是一天。或者告诉他们,‘太阳光就像蜡烛。’通过触摸蜡烛得到它的形状;有一天,我想会是明天。白天离钟和钟声很远,但害怕它的人不知道区别,要求它的人因为没见过它。"

道比太阳更难见,人达不到无异于尴尬。至尊者告诉我们,虽然有巧妙的例子和良好的引导,但没有必要过分使用蜡烛。盘子里的钟,蜡烛里的蜡烛,另一边是真的吗?那些过去讲道的人,或为他们所见命名的人,或理解他们所见的人,都太追求道了。但是,你不能自讨苦吃?紫苏说:“道可因而不可求。”原因是什么?孙武说:‘好的战士是造成人的,不是造成别人的。’夏紫说:“一百个工人住在四个地方实现他们的目标,一个绅士学习他的方式。”别自讨苦吃,不过我觉得也挺尴尬的!

南方没有人,太阳和水生活在一起。七岁会游泳,十岁会漂浮,十五岁不会。如果你没有丈夫,你怎么能够悲惨!必有得水之道者。活在太阳和水里,十五岁就得道;不识水性,强则畏舟。所以北方的勇者不问任何人,只问为什么没有。随着他们的话,尝试过的河流忍不住溺水。所以,不学而求道者,是北学之人。

过去文人以性情取士,士学杂而不感道;今天我们也取经,学者不学而知道。渤海的吴俊谚对学者感兴趣,想在礼部提出来,写《日喻》通知他。

这篇短文写于元丰元年(1078),苏轼任徐州知府。此时苏轼对道尚未形成完整的认识,但他已有论述,这些对道的看法终其一生不变。《孙》中的这些观点主要包括:第一,道难见,犹如瞎子看不见太阳。也就是说,瞎子永远见不到太阳,我们永远见不到道。总之,道是无形的。第二,道只能被理解,而且要靠自己去理解,别人无法插手。就像我们想知道一道菜好吃不好吃,必须自己尝,别人代替不了你尝。所以,我们要亲身示范道,不是通过道听途说或纸上谈兵,而是通过自己的双手。第三,道是“可因不可求”,也就是说不能强求,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成功自然会来。也就是说,“故凡不学而求道者,为北学之人。”第四,苏轼的道不仅限于伦理道德,万物皆含道。例如,学习游泳意味着知道如何游泳。苏轼的道思想在随后的学术历程中得以延续和不变,他也以这种对道的理解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正是这种孜孜以求道的精神,使苏轼取得了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并不断提高道德修养,使他能够涉过人生的激流。

苏轼对道教的理解在《东坡易传》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其中蕴含着浓厚的佛道色彩。苏轼在《易经》的解释中,明确指出道是无形的,可见的不是道。也就是说,“夫以有形之物言性,皆相似”,但相似与性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什么是性呢?性是我们身上无法消除的东西,善恶都可以消除。很明显,善恶不是性。这样,苏轼也否定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善恶是后天获得的,而不是性本身。性是我们天生无法增减的东西。这样,性就具有了虚无的特性,这显然类似于世界的本质是空无的观念,是佛道思想影响的结果。但苏轼的天道论也不是没有。比如他说:“虽有至尊者,有用者,乃第二道。犹用不如手。不知道是为什么。”道就是巧用器物,达到“无所不知,然也”,这种境界就是道。显然,这个意义上的道与佛道认为世界本质是空的道有着本质的区别。苏轼的道,只是就其不可言说、不可言说的境界而言,具有虚无的特质。苏轼也把道分为性与命两个层次。性与道是同一的,人生是性与道的最高境界,所以本质上是一致的。

从苏轼的道本体论的不存在的特征来看,他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其道不是无,而是一种无为而不知的境界,从而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苏轼的思想建构体现了他对儒释道的融会贯通,其终极本体论坚持儒家入世的立场。从体与用一源来看,体是儒家体,用也是儒家用,所以它的整个体系还是比较和谐的。

相对于苏轼的最高本体,王安石的道在早期属于儒家,王安石所认同的道本体的寂与不动,是儒家天命论本质的一种表现,不同于佛道的寂与不动。但到了后期,王安石的哲学发生了变化,他的最高本体也包括了佛道之体。这样看来,儒、释、道三家在肉体上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只不过佛教和道教都不崇尚功利。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后期的思想无疑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正如刘在《王安石外文集》中对徐景阳纪念馆的考证中所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徐景阳纪念馆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自古以德著称的人,不要走自己的路去济世,而要用自己的智慧去造福时世,或要注重自己在国内的声誉,或要独立于自己的秀才,不要替别人着想。’.....这无疑是对儒家积极用世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北宋后期,在科举竞争越来越激烈,士入仕越来越难的情况下,王安石对士的价值和身份的重新界定,在社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安石后期的思想充满了积极的经世精神,可见一斑。这种积极干预现实的精神,在他修订的《三经新义》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但是从身体使用的一个来源来看,什么样的身体就有什么样的用途,反之亦然。儒释道三家用途不同,形式怎么可能相同?很明显,王安石强行把它们放在一起,从体和用的角度都很难做到融会贯通。王安石突出了儒家的务实精神,并以此为准绳批判佛道,指责他们没有这种精神。而出世避世的倾向是佛道的特点,这种对佛道的指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实际上是把儒家思想强加给佛道。就其体系的内在联系而言,王安石认可佛道之体,但又批评其不入世的态度,这也是一种自相矛盾且略显苛刻的批评。所以王安石后期的哲学建构并不完美。

就苏轼和王安石对佛道的重视而言,他们对佛道修养和思想的重视几乎没有区别。但与苏轼勤于实践道家养生之法不同,王安石至少在文字上没有提及道家养生之法,对其重视程度明显不如苏轼。王安石在《礼乐论》中只是强调了养气养生的重要性,至于如何养气养生,语言模糊,自然不可能用道家的修炼方法来养气养生。